阿诺·梅耶：《怒火：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暴力与恐怖》（2000）
谢尔盖·伊万诺夫（Sergey Ivanov，1864-1910）《尤里耶夫节一景》（A Peasant Leaving His Landlord on Yuri's Day，1908）
怒火：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暴力与恐怖
The Furies: Violence and Terror in the French and Russian Revolutions
21世纪初，在人类的一个黑暗时代过后，“革命”变得没有什么希望，也没有什么威胁。但就在不久前的过去，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这两个互不相干的时代，革命既带来承诺，也造成威胁。并且，承诺与威胁不可分割地缠绕在一起。
事实上，革命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孔，一种革命光辉灿烂、让人血脉喷张，另一种带来暴力和恐怖。今天，乌托邦（utopia）完全被反乌托邦（dystopia）淹没。在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人们怀有一种共识，也就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阐述的：“在没有爆发过革命的国家，无论当权者多么离谱，自由都能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哪怕在革命被击溃的国家，也比革命胜利的国家存在更多的公民自由。 ”
革命被认为并无必要，人力和物力成本在道德和历史意义上都非常巨大。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恢弘浪漫与巨大恐惧已经让位于对人权、私有财产和市场资本主义的胜利，后者是基本不流血的革命。这种植根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价值的观点排除了革命的前提，并且和革命前提本身一样，对革命的批判性研究怀有偏见。
我们应该记住，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这种观点放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社会里就很值得质疑，而这些国家的城市中心已经失控，过度拥挤，让人焦躁不安。地球上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这些没有保障的土地上，数不清的人生活在贫困线甚至贫困线以下。这种不公正和压迫的社会秩序将付出长远的代价：“至少与革命的代价一样残暴，或许还要大得多。”
的确，历史的惯性使我们付出了长期的代价，并因饥荒和流行病、战争和内战而间歇性地加剧。人们在“这种剥削和苦难的背景下没有造反”，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执政当局和统治阶级坐拥无可比拟的胁迫力量和令人生畏的武力、暴力（包括实实在在的和象征的），因此他们“可以把致命的风险”强加给潜在的造反者。
尽管如此，在研究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怒火中，我假设，如果没有暴力和恐怖，没有内战和外战，没有偶像崇拜和宗教冲突，没有城市和国家之间的碰撞，就没有革命。国内外反革命的力量和思想必然激起抵抗和革命的怒火。一旦革命面对这种阻力，承诺并威胁到政体和社会的彻底重建，这种两极化就会变得异常激烈。
阿伦特正确地指出，革命“让我们直接不可避免地直面‘开端’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改变”。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甚至认为：“谈论建国比谈论革命更明智。”建国或重新建国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家，很少有人从理论上或历史上认为，人们可以在不诉诸非凡暴力和回归野蛮的情况下彻底重新开始。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强调：“没有什么比建立一个新事物秩序更难执行，更难以成功，也更危险的事情了。”他认为，如果一个绝对的统治者不采取迅速、具体、必要、残酷暴力手段，任何彻底的建立或重建都无法在激烈的混乱和抵抗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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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思考暴力在革命中的作用时，怒火是新建政权过程中固有的一部分，而且我们要牢记自古以来集体暴力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对外战争也许是致命集体暴力最常见、最基本的形式，是革命的主要激进因素之一。战争是1792年到1794年法国革命发生的根本条件，战争和战争的紧迫性也点燃了1917年到1921年和20世纪30年代的俄国革命。
内战是另一种常见的集体暴力形式，它也点燃了革命的怒火，而且常与准宗教性的对外战争交织在一起。比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对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期间科西拉岛（Corcyra，科孚岛）上愤怒而原始的野蛮行为的讨论，我们可以借此来研究内外战争的致命融合。
无论如何，伴随革命的暴力都会走向极端，至少看起来会走向极端，这正是因为革命会带来对外战争和内战。通常情况下，对革命怒火的分析和阐释都偏向一种古老的假设——“对外战争是一种比内战温和得多的邪恶”，“把我们之间危险的狂热转移到与邻国的某些战争中去”。很难理解为什么革命不应该“因暴力和流血而被允许”，而战争则“完全被允许，在道德上也合理”，虽然两者都是“罪恶”。
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对外战果超越了内战战果，然而前者被美化和神话，后者被唾弃。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屠杀之后，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如果人们理解“要为祖国做出最高牺牲”，那么也应该理解“为革命做出最高牺牲”。
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首先对对外战争在道德上优于内战的公理提出质疑。他指出：“一个民族通过自相残杀的方式重振旗鼓，实现自我再生。”可以肯定的是，当一个共同体的近邻 “玷污对方的财产，用鲜血染红对方的家园”时，这是非常可怕的事。然而，夏多布里昂想知道，“屠杀一个你不认识的德国农民，你从未和他说过一句话，你却毫无悔意地抢劫和杀害他，你问心无愧地侮辱他的妻子和女儿，仅仅因为’这就是战争’，那这是否真的更人道？”在夏多布里昂的另一种观点中：“内战比外战更不公正，更令人反感，也更理所当然。”国家之所以发动战争，是因为“一个国王感到百无聊赖，一个野心勃勃的地方官想要谋权篡位，或者因为君臣内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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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同时产生于国家不可分割的中央集权主权的崩溃，以及国家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权力中心或无权中心，并以此为基础。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期间，几个中心都最终都转向了暴力，试图在国家、地区或地方层面重新获得并确保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垄断权。随之而来的暴力恶性循环因司法制度和执法部门的同时普遍崩溃而扩大，这为被压制的报复行为的回归开辟了道路，尤其是在旺代（Vendée）和坦波夫（Tambov）等激烈内战和恐怖主义肆虐的地区。
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认为，虽然“内在的抵抗会使虚假的危机或革命瘫痪，却会猛烈地激起真正的危机。”可以肯定的是：“革命需要两方面的力量”，而反革命是那另一方的力量。革命和反革命相互结合，“就像反应与行动相互结合一样”，构成了一种“历史运动”，“它既是辩证的，又由必然性驱动。”
这是本研究的另一个核心假设，即革命和反革命需要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下进行构想和研究。法国和俄国的顽固统治者和统治阶级很难轻易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尤其这些利益和特权与挑战重重的宗教、文化和精神世界联系在一起。不久之后，政治领域就出现了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设想的“敌友”之分，每一方都在为自己的“圣物”进行残酷的斗争。
无论何时何地，反革命都是真实且有形的存在。它不是一个幻象。为了维护摩尼教式的意识形态和修辞，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的狂热分子、铁腕人物发明了贵族和资本主义的阴谋，以期为革命恐怖辩护并使其合法化。此外，阴谋论在敌友双方都很常见。而且，其中很多阴谋论都是非意识形态的产物，非常疯狂，阴谋的“推想”（reasoning）首先出现在“原始”的农民社会，如1789年的法国和1917年的俄国。毋庸置疑，反革命和革命一样复杂、可塑、多变。在抵抗的最高层，既有保守派反动者的不和谐，也有反革命者的协同作用。
此外，在这种来自高层的、复合的、有组织的反革命与来自基层的自发的、不规则的反革命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和张力。这种反革命主要诉诸农民抵抗的形式，是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中内战的核心，暴力和恐怖的发生率和凶残程度甚至让伯罗奔尼撒战争相形见绌。来自“上面”的反革命心态和原因都是精英主义的产物，它未能与来自“下面”的群众反革命联系起来，于是，反革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移民推动的外国援助和军事干预。
在法国和俄国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中，反革命至少和革命一样根深蒂固和持久。它的核心思想最初是为了否定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想出现了变体，并且一直演化。事实上，对启蒙运动中心思想的争论“与启蒙运动本身一样古老”。纵观启蒙运动的历史，启蒙“与反启蒙运动的阴影相互依存”。
此外，就思想史而言，“理性主义的、世俗的启蒙思想带来的危险，不亚于反启蒙运动的危险”。如果启蒙运动必须为最近的“左翼极权主义政权的巨大恐怖”承担部分责任，那么反启蒙运动也必须为纳粹德国的大恐怖承担同样沉重的责任。无论如何，在探索和判断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暴力和恐怖时，革命与反革命都不无辜，没有反革命也就没有革命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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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的另一个前提是，宗教冲突是一种重要的革命力量。在1789年的法国和1917年的俄国，农民和文盲占85%，教会和宗教无处不在。在这两个国家，“政治”和“神圣”在政治社会中有机统一。此外，法国天主教会和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庞大而令人敬畏的制度支持下，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改革派和革命派则被启蒙运动的进步理性所动摇。启蒙运动主要反对既定教会的教条和霸权主义。
改革派和革命派是公认的世界主义者，他们集中在少数城市，对农民身处的世界不屑一顾，于是他们决心把农民从神职人员“培育”的无知和迷信阴影中解放出来。虽然农村远离帝王的断头台和法庭审判，但村庄是致命的农民战争的主要舞台，而这些战争又因对立的宇宙观而变得更加激烈。如果不极力改变国家和教会的关系，不大力放松有组织的教会对社会和文化生活关键领域的控制，就不可能改变政治和公民社会。
显然，没有什么能比立刻颠覆上层政治、解散国家教会、剥夺教会财产和解放宗教少数派更具分裂性的事了。几乎所有主教和大多数下层神职人员最终都抵制体制改革。此外，教宗庇护六世（Pope Pus VI）和莫斯科牧首吉洪（Patriarch Tikhon of Moscow）分别将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逐出教会，从而催化世俗冲突，升级为宗教冲突。或许，乡村牧师在法国比在俄国发挥了更重要的抵抗革命的作用。在两次革命中，官方教会被废除并受到约束——他们也推出了其他宗教，以寻求新基础的圣化。
这些新生的准宗教一半来自模仿，一半来自发明，它们产生了自己的教条和教义，也有自己的大祭司、仪式、圣地和殉道者。教会的解散和邪教的出现几乎同时发生，是敌我不和的产物，它们极大加剧了革命漩涡的力量和不确定性，使人们在几乎没有经验的政治领导人治下，一头扎进一个紧迫但不确定的未来。这些新手面对的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谴责的“可怕改革的巨大罪恶”，阿伦特也认为这是“所有革命中固有的诡谲悲剧”。
我的研究将强调，在未曾预料想和令人困惑的事件压力下，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未来领导人别无选择，只能在没有“未来科学”的情况下做出严重而危险的决定，而这些决定没有理性标准。在1789年和1917年之后，周遭环境中出现的混乱，国内外局势空前激烈，决策者无法根据预先设想的意识形态蓝图来控制和引导。可以肯定的是，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它们流动而灵活，意识形态的概念太过模糊，无法提供一个解释的框架。
革命行动者借助意识形态来为他们的行动和政策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也对对手的行动和政策进行批评。在主权消失和霸权失败的时刻，意识形态也通过安抚人心的神话、口号和预言来促进社会团结和政治团结。鉴于革命的起源、进程和后果，意识形态和公共计划是“糟糕的指南”，但这并不是在“否认意识形态和公共计划在革命形势中的关键意义”。
此外，在1788年，法国没有现成的革命蓝图，最多有十几个不知名的学者自称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和革命者。大部分议员和新兴政治阶层直到巴士底狱倒塌后才发现并接受启蒙运动。1793年12月，罗伯斯庇尔就认为：“革命政府的理论与导致它的革命一样新”。他坚持认为：“在政治作家的书中寻找这种理论是毫无意义的事，他们根本没有预见到这场革命。”
与1789年相比，1917年主要的革命行动者当然在意识形态和纲领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武装，而这些意识形态和纲领又得到了政治组织的支持和报刊的传播。即便如此，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决定作用也不比法国大革命强。
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这三个主要的革命政党都没有为1917年面临的混乱局面做好准备。于是，他们的指导原则和党纲都不合时宜。可以肯定的是，布尔什维克使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俄国的状况，并将其奉为圭臬。但是，苏维埃领导人在呼吁“和平、面包和土地”之后，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Treaty of Brest-Litovsk）之后，批准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但这首先是受环境的驱动，而不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启发。
1918年的战时共产主义和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即兴创作”，完全没有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强制起草的工业化和集体化大转型也是如此。至于共产党的组织和统治，它深受晚期帝国主义俄国专制政治和文化的制约。1917年到1921年的紧急状态及其此后无休止的外部压力（包括交替不断战争）也为党的统治提供了有利条件，使之得到了加强，并使之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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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和国际政治密切相关。外部世界的反应与革命对其他国家和大国之间的影响同样重要。从一开始，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吸引力就不能局限于它们的起源国。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两场革命都获得了世界历史的共鸣，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它们的核心救世主思想在国外比在国内更长久地保持着光泽和诱惑力。
事实上，伟大的革命是流行性的、世界性的，而不像起义那样是地方性的、地域性的。虽然真正的信徒们期待并预言革命会取得广泛的胜利，但其他国家的当局却害怕革命的蔓延。
随着革命政权和敌对大国互相误解对方的能力和意图，国际政治越来越多地被意识形态所渗透，增加了战争的风险和发生率。从1792年开始，吉伦特家族的国内政治局势迫使法国议会和政府匆忙参战，而与此无关的军事挫败又让政权变得坚挺。苏联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战争的产物——直到1921年，苏联还一直困在战争的阴霾里。
与雅各宾派不同的是，布尔什维克在面对敌对外国干预时大体上采取了（或被迫采取了）一种防御的姿态，这与俄国激烈的内战和帝国解体有关。但是，不管法国和俄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起点有多么不同，这两场革命都是由外国战争带来的革命。
法国的“救国委员会”（Comité de salut public，或译作“公共安全委员会”）和俄国的“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使用恐怖手段来征兵、控制价格和工资、征用粮食并没收教会贵重物品。1793年法国的“国民皆兵”法令（the levée en masse）和“惩治嫌疑犯法”（Loi des suspects），与1918年俄国“社会主义祖国处于危险之中”的法令和“红色恐怖”的宣言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样，这也加速了路易十六的庄严弑君和尼古拉二世的秘密处决。
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历届法国政府几乎都在无意间把他们新国家的内部斗争带到了欧洲各个角落和世界其他地方。拿破仑将1789年的思想固定在刺刀上，他的军队以“解放战争”的形式将法国革命的原始暴力外部化。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说，拿破仑之后的政权“以永久战争取代永久革命，从而完善了恐怖手段”。诚然，这场为人权而进行的“十字军东征”变成了对欧洲的争夺，消耗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其中包括一百万法国士兵的生命。1795年至1814年，以胜利告终的战争代价高昂，这场战争重建起一个不可分割的主权，平息了狂热之心，巩固了一些主要的革命成果，包括《拿破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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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政策、外交和战争方面，俄国革命的发展轨迹与法国完全不同。1918年到1921年，支持反革命的外国干预仍然十分有限。盟国在大战中疲惫不堪。与1792年不同，民众反对干预。鉴于俄国的地理和复杂性，这项任务似乎十分艰巨。
在光荣、残酷且令人疲惫的建国初期，布尔什维克转向内部，与外部隔绝，追求日益自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路线。这种被迫的、不可能实现的自我隔离有利于塑造一种围攻心态，并为继续保持内战期间形成的铁腕政治文化提供了理由。
苏维埃俄国与后热月党时代的法国不同，它被自我隔离起来，缺乏军事能力和宗教的狂热，无法将革命军队派往各地。可以肯定的是，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莫斯科突破了自我隔离的防线，收回了1917年以前的大部分帝国边疆，并为它在东欧的霸权地位做好了准备。
但这种“扩张”出人意料，是未预见到的外交和军事进展的副产品。诚然，致命但最终凯旋的伟大卫国战争并不是一场预先设想的共产主义解放或领土征服之战。而在1945年后，随着第二次冷战的爆发，西方大国恢复了隔离。除了在1941年至1945年的临时时期，苏联从未在平等基础上被国际社会接受，并一直被当作局外人。通过在外交、经济和财政隔离并孤立革命政权，外部世界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一国论”（Socialism in One Country）创造了前提条件。
这种边缘化为20世纪30年代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狂飙突进提供了大量的理由和依据。军事需求尤其扭曲了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同时，斯大林利用“外国的危险”来推进他的计划和权力。在这个过程中，他强烈刺激着“社会主义一国论”的构建，并且把它残酷地扭曲成“恐怖一国论”。事实上，自我隔离和战争阴云的笼罩不仅为历次“五年计划”中与军事有关的重工业提供了优先发展的理由，而且也为国内内部仇恨的升级提供了理由，并最终导致了“大清洗”等事件。
诚然，1917年到1922年的第一次恐怖与30年代的第二次恐怖有天壤之别。第一次恐怖与内战、欧洲列强的干预、农民起义密不可分。在激烈的对外战争和内战中，布尔什维克很容易使自己相信，反革命的农民叛乱是反革命抵抗的一部分，与敌对的外部世界有联系。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做法很像雅各宾派。相反，到了20世纪30年代，布尔什维克政权既没有卷入内战，也没有卷入外战。因此，第二次恐怖与夏多布里昂设想的内战无关，但它又显然属于内部斗争。斯大林手下的大部分受害者都是苏联公民，而拿破仑时期法国“外部恐怖”的受害者主要不是法国人。事实上，即使考虑到日益紧迫的外国和军事威胁，20世纪30年代的“怒火”也基本上属于国内的自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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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暴力和恐怖行为进行的有意识的比较研究。当然，任何比较研究都有可能变成一种“对相似性的追逐”，而不是“对差异的认识和理解”。相似性只是假设，在时间和空间上相隔的两个革命时刻既不完全独特，也不完全相同，从而迫使人们关注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和可比性。比较的视角有助于提出新的问题，如“怒火”的作用，揭示和挑战不言而喻的学术假设，并确定独特之处（如法国的先例对俄国革命的影响）。
比较分析有助于确定历史遗产和记忆的重要性，例如法国的宗教大屠杀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它还引发我们重新思考教会和宗教以及国际政治和战争在激进化中的作用。比较研究需要将两场革命的动力相似性与它们所处环境的不同之处联系起来。
1789年，法国拥有2800万人口，是欧洲体系下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国家（除了俄罗斯）。军事力量首屈一指，经济也无人能敌。法国也被认为是“文明”世界中最先进的国家。它的文化地位和影响力无与伦比。法语有欧洲最优秀的统治和管理阶层，也有新生跨国启蒙运动造就的通用语言。在1789年的光荣日子之后，法语立即成为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语言。
巴士底狱倒塌后，国民议会废除了封建主义，并通过了《人权宣言》，法国站在了高处，变得强大起来。尽管大革命前夕的财政状况令人不安，但历届临时政府在采取日益激进的政策时，在经济和财政上都相对安全。在1792年的战败之后，法国新总督们成功召集武装民族进行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扩张战争，直到1812年从莫斯科撤退后，经济和财政才出现紧张。
1917年的俄国与1789年的法国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可以肯定的是，它也有85%的人口是农民、文盲和“原始”的东正教徒。但在1789年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这种社会和文化状况在大国舞台上已然不合时宜。罗曼诺夫王朝的面积是法国的四十倍，人口估计在1.4亿到1.6亿之间，但只有不到一半是“伟大的俄罗斯人”。
看起来，占压倒性优势的农业经济是另一个时代的产物，工匠和手艺人的世界也不合时宜。俄国工业部门规模小，和铁路一样，都集中在西部地区。俄国依赖外国贷款，工业被军事需求扭曲。俄语从来不是，也没有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尽管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几乎没有触及俄罗斯，但启蒙运动的思想却发挥了“全面而强大的影响”。然而，对于俄罗斯的统治和管理精英来说，这些思想与其说是“把人从迷信和压迫中解放出来，使人与理性和自然相结合的箴言”，不如说是“赶超西方”，实现现代化的秘诀。
最终，在1848年至1917年期间，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二次启蒙运动的风暴进入俄国，为快速的西式发展开出了最新的“处方”，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与第一次启蒙运动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可以进入宫廷和沙龙，在俄国，第二次启蒙运动的倡导者是政治异见者、反叛者和革命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转入地下或流亡，或被关进监狱并被送到西伯利亚。
1789年，法国强大、繁荣、和平，是欧洲高级文化的中心，而在1917年，俄国不仅落后，处于欧洲文明的边缘，而且还陷入了一场消耗巨大的战争之中。事实上，当改革派和布尔什维克先后掌权时，国家面临着军事失败、经济崩溃和饥荒、政治权力崩溃的威胁，危及国家的生存。这些都是使布尔什维克上台后要面对的极端情况，同时也使他们的统治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影响。在“落后”的俄国，革命没能一下子扩散到中欧，而是被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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